关键词

生猪养殖能繁母猪PSY料肉比完全成本自繁自养公司加农户规模化率

图 0　本文研究框架

第一章　口径：三个指标与一个领先指标

养殖行业的数字最容易出错的地方，是用错了口径。

第一个指标是出栏量，指当年出栏的商品猪数量，2024 年 70,256 万头。第二个是猪肉产量，指出栏猪的肉重，2024 年 5,706 万吨。

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由出栏均重决定，2024 年均重约 125 公斤，70,256 万头乘 125 公斤刚好对上 5,706 万吨这个量级。

第三个指标是存栏量，指某一时点在养的生猪总数，2024 年末约 4.27 亿头，它包含能繁母猪、后备母猪、仔猪、育肥猪四类，四类的比例决定了未来半年的供给节奏。

前三个指标都滞后，领先的是第四个，能繁母猪存栏。2024 年末 4,078 万头，政策基准 4,100 万头。

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决定 10 至 12 个月后的商品猪供给：母猪配种怀孕 114 天，哺乳 21 至 28 天，保育 6 至 8 周，育肥 16 至 18 周，四段加起来就是这个时滞。

所以在这个行业里，看当前的猪价做决策永远是慢的，看能繁母猪存栏才是提前量。

口径上还有两个坑。一个是出栏量与猪肉产量不可互推，因为均重每年在变，2024 年 125 公斤、2021 年 130 公斤以上，同样的出栏量对应的产量能差 4%。

另一个是存栏量的结构不可忽略：能繁母猪占比约 9.5%，后备母猪约 3%，仔猪与育肥猪占大头，如果只看出栏总量而不管结构，会误判半年后的供给。

三个滞后指标加一个领先指标，构成了这个行业全部的可观测变量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验算的：能繁母猪 4,078 万头乘 MSY 约 23 头，对应的年出栏能力约 6.9 亿头，与 7.03 亿头的实际出栏基本吻合。

这个验算说明，中国的产能与出栏之间已经没有多少”藏起来的猪”，行业的供给节奏基本可以被这些公开数据算清楚。

口径上经常被误用的一个数字是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。2024 年是 57%，这个比例在 2018 年之前是 63%，六年掉了 6 个百分点。掉的那 6 个百分点，大头来自禽肉涨得更快。

所以看到”猪肉占比下降”就推断”猪肉消费萎缩”是错的，总量还在 5,700 万吨这个平台，只是别人长得更快。判断养殖的需求端，要看绝对量，不要看占比。

出栏均重这个指标单看没有意义，要跟料肉比一起看。均重从 110 公斤提到 125 公斤，多出的 15 公斤肉是按 1 公斤肉 2.8 公斤料换来的，边际料肉比高达 4 以上，因为后期长的是脂肪。

所以均重的经济最优值由边际料肉比与边际售价共同决定，2024 年的均衡点在 120 至 130 公斤之间。

第二章　三个模式：自繁自养、公司加农户、外购育肥

按繁育与育肥的分工，养殖可以分成三种模式，三种模式的成本差在 1 至 1.5 元/公斤这个量级。

自繁自养是企业自建母猪场与育肥场，从配种到出栏全程自营。优势是成本可控、疫病可控、品质可控；劣势是资本投入大、扩张慢。单头产能的投资约 1,500 至 2,000 元，一个年出栏 10 万头的场要投 1.5 至 2 亿元。

牧原是这一模式的代表，2024 年出栏 7,160 万头，自繁自养占比极高。

公司加农户是企业提供猪苗、饲料、兽药与技术，农户提供场地与劳力育肥，企业回收。优势是轻资产、扩张快、风险分散；劣势是成本管控弱、品质一致性差。

温氏是这一模式的代表，2024 年合作农户 4.30 万户，农户总收益近 120 亿元，户均约 28 万元。

外购仔猪育肥是养殖户买断奶仔猪育肥后出售。优势是资金周转快、灵活；劣势是仔猪价格随行就市，成本高且波动大。一批猪的周期 5 至 6 个月，资金一年能周转两次，这是它唯一的优势。

三种模式的成本差，拆开就看得见。自繁自养的仔猪成本是母猪饲养成本的分摊，约 300 元/头，可控；外购仔猪的成本随行就市，仔猪价格高位时能到 800 元以上，一头就差 500 元，折到 125 公斤上是 4 元/公斤。

外购育肥的成本波动最大，仔猪价格的波动全被它接下来。公司加农户居中，企业出猪苗、农户出劳力，仔猪成本跟自繁自养接近，但多了一笔代养费，折 1 至 1.5 元/公斤。

三种模式的差别，本质是风险与收益的分配方式不同。自繁自养把全部风险留在企业内部，所以成本最低、波动最大；公司加农户把生产风险分给农户、把价格风险留在企业；外购育肥把两头风险都留给自己，只赚周转。

理解这个分配结构，就能理解为什么猪价大跌时，最先退出的是外购育肥户，最后退出的是自繁自养的重资产企业。

三种模式之间的隐性差别是决策半径。自繁自养的场长能决定配种计划与出栏节奏，决策半径短；公司加农户的决策要经过企业、服务部、农户三层，一头猪什么时候出栏可能由总部统一定；外购育肥户的决策完全看行情，当天猪价合适就卖。

决策半径越长，对价格的响应越慢，在快跌行情里就越吃亏。这个差别不进成本表，但它决定了三种模式在不同行情下的相对优劣。

三种模式的成本差里，有一块是”防疫成本的分摊方式”。自繁自养把防疫成本计入企业成本，每头 50 至 100 元；公司加农户把防疫标准压给农户执行，成本由农户承担，企业的表观成本就低了；外购育肥户的防疫投入最省，也最容易出事。

模式间的成本差有一部分是”成本记在谁头上”的差别，不完全是比较优势。

栏内的育肥猪，出栏前的最后一程

第三章　三个阶段：从散户主导到巨头扩张

养殖业的演化分三个阶段，分界依据是规模化率，不是猪价。

散户主导期延续到 2000 年前后。特征是家家户户养猪，单户几头到几十头，养殖是副业，用农副产物和剩余劳力，几乎不算成本。这个阶段的效率很低，PSY 不到 15，料肉比 3.5 以上，但因为不计算自家劳力和自产饲料，数字上反而显得便宜。

这也是散户至今不愿退出的原因，他算的收益跟企业不是一套算法。

规模场崛起期是 2000 年到 2015 年。专业户与中小规模场快速增加，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场占比从不足两成升到四成以上。

驱动力是饲料工业成熟与疫病防控技术普及：配合饲料让料肉比降下来，疫苗与兽药让成活率提上去，这两件事把小规模养殖的上限抬高了。

巨头扩张期从 2016 年至今。头部企业以每年数百万头的速度扩张，规模化率超过 65%。驱动力是资本投入、技术积累、环保倒逼。2024 年前十大上市公司合计出栏约 1.56 亿头，占全国 22%。

2018 年的非洲猪瘟是这条线上最重要的分水岭。直接冲击是产能断崖式下降，猪价在 2019 年突破 40 元/公斤，头均盈利超过 3,000 元。暴利吸引资本涌入，头部企业大规模扩张，这一年之后的产能扩张速度在行业史上前所未有。

深层影响是生物安全标准的重构：猪场必须建洗消中心、隔离区、封闭管理，中小场因为承担不了投入而退出。

疫情还改变了养殖的理念。过去追求”低成本”，现在追求”高健康”：生物安全的投入虽然增加成本，但降低了疫病风险，长期看是划算的。

这个转变在头部企业身上最明显，也是它们成本反而更低的原因之一：健康度高的猪群，料肉比低、成活率高、用药少，三块合起来是净收益。

三个阶段的结果是规模化率到 65% 以上，但结构仍不均衡。年出栏 1 万头以下的中小场在户数上仍是主体，头部十家只占 22%。这个结构说明：数量上的集中已经完成了一半，产量上的集中才刚开始。

三个阶段里有一个被忽略的细节：规模化的两个指标不是同步的。规模化率按”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场占全国出栏比重”算，2024 年超过 65%；而场户数占比里，500 头以下的散户仍占九成以上。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：产量集中了，户数没减少。

“散户退出”这个说法要修正，准确的说法是”散户的产量占比在退出，户数退出得慢”，因为一个养 50 头猪的农户，退出的机会成本很高，通常要等到年纪大了才真正不养。

规模化没被算进去的成本是管理成本。年出栏从 10 万头扩到 100 万头，管理人员从 30 人增到 300 人，层级从三级增到五级，信息传递的损耗、决策的迟缓、执行的不一致，都会变成成本。

行业经验是，管理成本在年出栏 50 万头以上开始明显上升，这也是很多企业卡在这个规模上不去的原因。

第四章　产能传导链：10 至 12 个月的物理时滞

生猪的产能传导分四个环节，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时间与效率参数，四段加起来构成行业的物理时滞。

第一个环节是配种。能繁母猪配种后怀孕约 114 天产仔，这一段的效率指标是配种分娩率，行业平均约 85%，头部超过 90%。第二个环节是哺乳。

仔猪出生后哺乳 21 至 28 天断奶，效率指标是断奶成活率，行业平均约 90%，头部超过 95%。第三个环节是保育。断奶仔猪转入保育舍饲养 6 至 8 周，效率指标是保育成活率，行业平均约 95%。第四个环节是育肥。

保育猪转入育肥舍饲养 16 至 18 周出栏，效率指标是育肥成活率与料肉比。

四段总时长为 10 至 12 个月。这就是为什么能繁母猪存栏的变化，要在 10 至 12 个月后才体现为商品猪供给的变化。

这个时滞是猪的生理周期决定的，任何技术都改不了：怀孕 114 天不能缩短，育肥到 125 公斤需要的天数也不能压缩太多，压得太狠料肉比就上升。

时滞的经济含义直接：价格信号无法快速改变供给。猪价上涨时，养殖户补栏，但要 10 至 12 个月后才有猪出栏；等猪出栏时，价格可能已经回落。这就是猪周期形成的物理基础。时滞越长，供给响应越慢，价格波动越大。

生猪的周期约 3 至 4 年，正好是”补栏决策到出栏”这段时滞的三到四倍，这个倍数关系的背后，是养殖户连续亏损之后的集体退出需要时间。

时滞的实践价值在于判断时机。看到能繁母猪存栏开始下降，意味着 10 至 12 个月后供给减少、价格上行；看到存栏快速上升，意味着 10 至 12 个月后供给过剩、价格下行。这个判断的准确率在行业里相当高，因为它是生理规律，不是市场情绪。

但时滞也有失效的时候。一是效率提升会改变时滞的有效产出：同样的母猪存栏，PSY 从 25 提到 30，10 个月后的出栏量会多两成，这时看母猪存栏就会低估供给。

二是压栏与二次育肥会人为拉长时滞：猪价看涨时，养殖户把 120 公斤的猪养到 150 公斤，等于把供给往后推一个月，一批人这么做，短期供给就被抽紧了。所以用母猪存栏判断供给，必须同时看 PSY 与出栏均重这两个修正项。

时滞的可观察替代指标是仔猪价格。仔猪价格领先商品猪价格约 6 个月，因为仔猪是 6 个月后出栏的猪的成本。所以当仔猪价格从 300 元/头涨到 800 元/头，说明补栏情绪起来了，6 个月后供给会增加。

这个指标比能繁母猪存栏更灵敏，缺点是波动大、噪音多，要配合存栏数据一起看。

时滞的管理价值在于”提前量定价”。看到母猪存栏连续三个月下降，就可以判断 10 个月后供给偏紧，这时候做的是提前锁定饲料成本与出栏合同。

养殖企业真正的能力，是把 10 个月后的供给判断转换成今天的采购与销售决策，而不是等猪价涨了再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