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猪产业链整体研究
一头猪的 1.5 万亿与它的周期
第六章 上游一：饲料的成本第一来源
饲料是生猪产业最大的上游，也是成本的第一来源。
2024 年饲料行业总产值 12,620.8 亿元，同比下降 10%；总产量 31,503 万吨，其中猪饲料 14,391 万吨。
产值降幅远大于产量降幅，说明单价在下行，主要原因是玉米与豆粕价格回落：玉米均价跌 14.8%、豆粕跌 21.4%。
饲料的毛利率只有 8% 至 10%，是全链最薄的环节之一。薄利的原因有两个：产品标准化程度高、配方透明，同质化竞争激烈；客户集中度高，大型养殖企业具备自建饲料厂的能力，议价能力强。
格局上，饲料的集中度高于养殖。头部企业通过规模采购降低原料成本、通过配方技术提升溢价、通过配套服务绑定客户，中小饲料厂的生存空间在收窄。年产百万吨以上的集团 34 家，合计产量占比 55%，这个集中度在农业各环节里算高的。
饲料与养殖的关系正在变化。过去是”饲料厂卖料、养殖户买料”，现在是”养殖企业自建饲料厂”，牧原、温氏的自供比例都很高。这个变化对独立饲料厂是挤压，因为最好的客户变成了竞争对手；对养殖企业是降本，因为饲料的加工毛利被内部化了。
这个变化的连锁效应是，饲料的商品化率在下降。当牧原 7,160 万头、温氏 3,018 万头的饲料基本自供，市场上可以交易的饲料就少了一大块，独立饲料厂只能去抢剩下的中小客户。
饲料行业未来五年的增长，一半靠自配料替代，一半靠出海，靠国内商品料市场的自然增长已经不现实。
毛利率垫底这件事的反例是，区域性的小型屠宰厂，毛利率有时能到 10% 以上。原因是它的”屠宰”里包含了批发与配送，它把白条直接送到肉摊，赚了两段钱。
比较毛利率必须看业务边界，把屠宰与批发打包算的企业，毛利率自然比纯代宰的企业高。
种源差距的追赶方式是”买断性能”。头部企业从国外引种，然后用自己的管理体系把性能发挥出来，PSY 能做到 30 以上。这条路比自建育种快，但受制于引种限制与疫病风险。
中国的种源策略是”两条腿”：一条是引种加管理，短期见效；一条是自主育种，长期安全。
饲料与养殖的边界移动，观察指标是，商品饲料的外销比例。当头部养殖集团的自供比例超过 70%，商品饲料的市场就只剩中小场，这个市场的规模在 1.5 亿吨左右，且逐年萎缩。
独立饲料厂的战略选择只有两个：出海（去渗透率低的地方）或者转型（做水产、宠物、反刍这些自供比例低的品类）。
第七章 上游二：种源、PSY 与豆粕
种源是成本竞争力的源头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这里，而 PSY 是衡量这个差距最直接的尺子。
中国行业平均 PSY 为 25 至 28，头部企业超过 30，丹麦、荷兰超过 30，部分优秀场可达 32 以上。
差距的来源有三：育种体系，丹麦有国家级种猪测定站与遗传评估体系，中国以企业自建为主、数据积累不足；种猪质量，高遗传价值的种猪仍部分依赖进口；管理水平，批次化生产、仔猪护理这些细节影响 PSY 的实际达成。
种源差距的成本含义是每公斤 1 至 2 元。PSY 从 25 提到 30，仔猪成本下降约 15%，折合完全成本下降约 0.8 至 1.2 元/公斤。这是头部与中小场成本差距的重要来源，也是行业分化的技术根基。
豆粕是另一个上游变量。中国大豆高度依赖进口，豆粕价格受国际市场、汇率、贸易政策影响，波动幅度大于玉米。豆粕在猪料中占比通常 15% 至 20%，价格每涨 10%，饲料成本上升约 2%，传导到养殖成本约 1.1%。
低豆日粮是应对这条主线：通过添加合成氨基酸（赖氨酸、蛋氨酸、苏氨酸、色氨酸）弥补豆粕减少后的氨基酸缺口，在保证生长性能的前提下降低豆粕用量。2024 年全国饲料豆粕用量下降 4.7%。
推广有三个条件：氨基酸工业成熟（价格与供应稳定）、配方技术积累（不同生长阶段的氨基酸需求不同）、养殖端接受度（配方变化影响料肉比与肉质，需要验证）。三个条件目前基本具备，低豆日粮已经从应急措施转为常规技术。
动保是上游的第三个变量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。兽药疫苗与死淘成本合计约占养殖成本的 10%，这一比例在非瘟后上升，因为生物安全投入增加。
动保行业门槛高、毛利高，兽药疫苗的研发周期长、审批严格，头部企业毛利率可达 40% 以上，但市场规模远小于饲料，属于小而美的环节。它与养殖的关系是共生的：疫病风险高时需求上升，风险低时需求下降，这个特征使动保的周期与养殖部分对冲。
养殖 19.21% 这个数字的构成值得拆开。
牧原 2024 年养殖毛利率 19.21%，其中约 12 个百分点来自猪价（16.5 元对 14 元成本），7 个百分点来自成本优势（行业平均 13.95 元对牧原 14 元，其实牧原的成本并不比行业平均低很多）。
毛利率的高低，一半看行情、一半看成本，行情那部分不可控，成本那部分才是能力。
动保这个环节，因为它的商业模式跟饲料完全不同。动保卖的是”风险的对价”，客户买的是”不出事”；所以它的定价不跟成本走，跟疫病风险走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动保的毛利率能有 40%，而饲料只有 8%：一个卖保险，一个卖面粉。
种源的政策变量是，核心育种场的认定。国家从 2021 年开始认定国家核心育种场，给予补贴与技术支持，目的是建自己的遗传评估体系。这件事的难点不在钱，在数据共享：企业愿不愿意把种猪的性能数据交上来。
没有共享数据，遗传评估就做不准，育种进展就慢。所以种源自主的最大障碍是组织，不是技术。
第八章 1.5 万亿的盘子和量价结构
生猪产业链的整体规模约 1.5 万亿至 1.6 万亿元。
测算路径是：出栏 70,256 万头乘均重 125 公斤乘均价 16.5 元/公斤，养殖端产值约 1.45 万亿元；叠加屠宰加工增值、冷链流通与肉制品制造，整体到 1.5 至 1.6 万亿。
这个量级在中国农业里极为特殊。它是第一产业中体量最大的单品类产业链之一，相当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。规模之大，使生猪成为少数具备独立产业周期的农产品，价格波动会传导到 CPI、影响货币政策，这也是产能调控政策存在的原因。
规模测算有两个坑。第一，1.5 万亿是产值口径，包含养殖、屠宰、加工、流通的重复计算，不是终端消费额。第二，这个数字随价格波动，猪价每变动 1 元/公斤，规模变动约 700 至 800 亿元。
看到”产业链规模增长”时，要先分清是量的增长还是价的增长。
2024 年的特征是量价双降，但两头的降幅不一样。量方面，出栏 70,256 万头较 2023 年的 72,662 万头下降 3.3%，猪肉产量 5,706 万吨下降 1.5%，产量降幅小于出栏降幅，说明出栏均重提升。
价方面，全年生猪生产者价格同比 +9.0%，但出栏均价仍在 16.5 元/公斤左右，低于 2022 年的反弹高点，价格上行主要发生在下半年，上半年仍在亏损区间。
量价组合的结果是市场规模小幅回落但维持高位，头均盈利 214 元，属于微利年景。这个组合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：出栏量降 3.3%、价格涨 9.0%，两个方向相反，说明产能去化已经传导到供给端，但需求的疲软把价格的涨幅压住了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”供给收缩、需求更弱”的组合。
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消费见顶。人均猪肉消费 28.1 公斤，同比下降 7.8%，连续两年回落。下降的原因有三重：健康饮食减少红肉摄入、禽肉与水产替代、人口老龄化带来总量收缩。
三条里，第一条是可逆的（观念会变），后两条是不可逆的（人口结构与替代趋势）。所以消费的下行是趋势性的，不是周期性的。
代养费 230 至 300 元的定价，本质是”当地务工收入加资产折旧”。
一个代养户养 1,000 头，一年两批，代养费收入 46 至 60 万元；扣掉两个劳力的机会成本（按每人每年 6 万元计，12 万元）、猪舍折旧（100 万元投资、10 年折旧，10 万元）、水电维修（5 万元），净利 19 至 33 万元。
这个水平比进城打工略好，所以代养户的主体是 40 至 55 岁的返乡农民，年轻人不愿干。
1.5 万亿的产值里，有大约六成集中在养殖端。这个结构意味着，产业链的波动主要由养殖端决定：养殖赚钱，全链的现金流就宽松；养殖亏钱，全链都在收缩。
“猪价决定一切”这个说法在产业链层面是成立的，它通过回款周期、库存、投资传导到饲料、屠宰、设备等所有环节。
第九章 供需平衡：99% 自给率下的紧平衡
生猪供需平衡有一个特点：自给率极高，缺口与余量都很小。
进口方面，2024 年 12 月进口猪肉 9.16 万吨，占国内消费不足 1%，自给率超过 99%。这个结构意味着国内市场基本封闭运行，国际价格对国内影响有限。
出口方面，中国猪肉出口量极小，主要面向港澳与东南亚，对总量影响可忽略。
供需平衡的关键变量在国内产能。能繁母猪存栏决定 10 至 14 个月后的出栏量，政策设定的 3,900 万头对应约 7 亿头的年出栏。
2024 年末存栏 4,078 万头，高于目标 4.6%，意味着未来供给仍有小幅过剩的压力。
缺口的调节主要靠价格。价格上行抑制消费、刺激补栏；价格下行刺激消费、抑制补栏。这个机制在自给率极高的市场里运作得比较充分，也是猪周期形成的微观基础。但它的调节速度受时滞限制：价格信号到供给变化要 10 至 14 个月，这期间的超调不可避免。
的变量常被忽略是，进口的”边际调节”作用。虽然进口只占 1%，但在猪价高位时，进口量能翻倍，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；在猪价低位时，进口几乎停止。所以进口是”影响边际”的因素，它对价格的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。
农户位置的变化的后果是，养殖的”知识传承”断了。散养户要自己判断配种时机、饲料配比、疫病征兆，这些经验靠父子、邻里传递；代养户只需要按公司标准执行，经验不再积累。十年之后，中国可能找不到几百万懂养猪的农户，只剩几万个懂管理的场长。
这个变化对行业的效率是好事，对乡村的产业格局是坏事。
量价双降的年份，屠宰反而受益。因为猪价低时，屠宰的价差扩大，头均毛利改善；同时产区猪源充足，产能利用率提升。所以产业链的利润在周期中有”轮动”：猪价高时养殖赚，猪价低时屠宰赚。
理解这个轮动，就能理解为什么大企业都在做全产业链：是为了在周期中总有一段在赚钱。
第十章 政策：产能调控的三级预警
产能调控是近年最重要的政策工具，核心是能繁母猪存栏的区间管理。
2024 年修订的《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》把正常保有量目标从 4,100 万头调减至 3,900 万头。调减的原因有两个：PSY 提升，同样的母猪能提供更多仔猪；消费见顶，需求端的支撑减弱。
这两个原因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不需要那么多母猪了。
方案设定了三级预警：存栏处于正常保有量的 95% 至 105% 为绿色区间，85% 至 95% 为黄色区间（减产预警），低于 85% 为红色区间（过度减产）。不同区间对应不同的政策响应，包括信贷支持、补贴、收储。
机制的设计意图是逆周期调节。价格高时养殖户倾向扩栏，政策通过预警提示风险；价格低时养殖户倾向淘汰，政策通过支持稳定产能。目标是削峰填谷，而不是消除周期。
政策的有效性有一个前提：规模场要占主体。散户时代的调控很难落地，因为政策管不到几千万个农户的补栏决策；规模化率到 70% 之后，政策可以通过几百家规模场的行为影响全国产能。这是产能调控在 2021 年之后才开始见效的结构性原因。
政策的局限也要说清。它管得住存栏量，管不住 PSY；管得住母猪数量，管不住出栏体重。当行业通过提升 PSY、压栏增重来提高产出时，同样的母猪存栏对应的供给会更多，调控的基准就要跟着调整。
这也解释了 2024 年为什么要把目标从 4,100 万头下调到 3,900 万头。
饲料的 8% 至 10% 毛利率，是”加工费”性质的毛利，不是”品牌溢价”性质的毛利。加工费性质的毛利有一个特点：随产能利用率波动，利用率高时毛利不变但净利上升，利用率低时毛利不变但净利转负。
饲料企业的毛利率看起来稳定，净利率却能差好几倍，差别全在开工率上。
自给率 99% 的结构，隐含的风险是，一旦国内出现重大疫情，没有进口可以补。所以国储冻猪肉的收储与投放机制很重要，它是唯一的”缓冲池”。
2024 年国储的收储规模在几十万吨量级，相对 5,700 万吨的产量只有 1% 左右，缓冲能力有限。这也是为什么非瘟期间猪价能涨到 40 元：缓冲池太小，供给一断就无处补。
豆粕减量的空间还剩多少，可以算。现在占比 13.7%，理论下限在 10% 左右（再低就要靠工业氨基酸完全替代，成本不划算）。从 13.7% 到 10%，还有 3.7 个百分点，对应约 1,100 万吨豆粕、1,400 万吨大豆。
这个空间不小，但要实现需要氨基酸工业再降成本，以及精准饲喂设备的普及。所以这是一个”五年期”的工程，不是一年能做完的。
第十一章 供给端：规模化率 70% 的结构
供给端的结构，比总量更能说明行业的形态。
规模化率约 70%（年出栏 500 头以上），这个数字在 2018 年还不到 50%，六年提升 20 个百分点。提升的速度在历史上没有先例，驱动力是非洲猪瘟后的生物安全投入门槛、环保门槛、资本门槛三重叠加。
结构分三层。第一层是头部集团，牧原 2024 年出栏 7,160 万头、温氏 3,018 万头，两家合计占全国约 15%；前十大上市公司合计约 1.56 亿头，占 22%。
第二层是中型规模场，年出栏 5,000 至 10 万头，是产能主体，也是饲料企业与屠宰企业争夺的客户。第三层是散户，年出栏 500 头以下，户数众多但产量占比持续下降。
三层的变化趋势是头部扩张、中型稳定、散户退出。这个趋势在每一轮深亏中加速，因为成本差距在低价年份的杀伤力最大。2019 至 2021 年那一轮跃升，把规模化率从 50% 出头推到 60% 以上；2023 年那一轮深亏，又推到 70% 附近。
集中度的上限由两个因素决定：退出成本与土地指标。
退出成本决定了产能调整的速度，自繁自养的重资产企业即使亏损也硬撑，散户则一批亏完就退出；土地指标决定了头部的扩张速度，一个年出栏 10 万头的场需要几百亩设施农用地，县级政府一年能给的指标有限。
中国养殖的集中度会提升，但到不了美国那种 CR5 超过 40% 的水平。
豆粕依赖这件事，被忽略的角度是，它让中国的养殖成本跟着国际大豆市场走。大豆涨，中国的养猪成本就涨，跟国内玉米的丰歉关系不大。所以中国的猪周期里，有一部分波动是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传进来的，这部分波动国内政策管不了。
理解这一点，就能理解为什么低豆日粮被列为国家战略。
产能调控的工具没被充分使用是，金融。对超标扩产的企業收紧信贷，对主动减产的企業给贴息，这种”逆周期信贷”比行政命令更有效。但目前的做法主要还是靠预警与补贴，金融工具用得少，原因是难以界定”谁在扩产”。
这个工具的潜力很大，未来可能会成为调控的主力。
1.5 万亿的盘子里，还有一块被忽略：副产物。屠宰的副产品（头蹄内脏血骨皮）每头 150 至 200 元，7 亿头就是 1,000 至 1,400 亿元；猪小肠里的肝素、猪血里的血浆蛋白，附加值更高。
严格算，产业链的规模还要加上副产物这一项，整体接近 1.7 万亿元。副产物的经营水平，直接决定屠宰环节能不能从亏损变成微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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